香港岭南大学助教教授魏艳在其一席讲座（《从福尔摩斯到狄仁杰》）中提到了一篇由吴趼人编选的中国小说《守贞》。魏艳认为该小说是公案与志怪小说的结合，并将之与最早的侦探小说《莫格街谋杀案》进行了对比。这一对比源自她在王德威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文版本《福尔摩斯来中国》已于去年出版），魏艳也在香港教育学院的一次读书会中讨论过这篇故事，并指出这一对比意在「探讨中西知识论的不同，并指出道德伦理学在中国本土化的侦探小说中的重要性。」
此处魏艳所说的「道德伦理学」即是其博论中所讨论的「科学的道德化」，其代表人物是程小青，他试图将侦探小说当作「通俗科学教科书」，并希望借助侦探小说完成科学教育与知识启蒙等目标。道德伦理学所涉及的问题并不复杂，可以在传统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中得到理解，因此真正引起我关注的是魏艳所说的「中西知识论」问题。在展开讨论前，先提供《莫格街谋杀案》的链接与《守贞》的全文：
中州某甲与妇某氏，伉俪甚笃，然娶甫经年，即走京师作客，阅十稔乃归。及夕，邻人忽闻妇号呼极惨，咸致诧怪，有叩门问讯者。则甲死床上，失其势，血如注，若宫刑焉。互相猜疑，以妇帷薄素谨，当无他故，然以死状甚怪，不得不鸣诸官。及明，亲族咸集，亦不疑妇有他，然不敢任责，乃告诸里正，鸣官检验。官疑有因奸谋杀情事，拘妇去，拷掠备至，终不承。展转年余，妇几瘐毙矣。
会有商先生者，老申韩家也，年七十余，须发皓然，偶游中州，号称善决疑狱，官延之与议此案。商阅案卷数四，召妇至，略诘问，叹曰：「此妇冤也！不能雪之，吾誓不治此业矣。」躬至其家，审察再四，终无可致死之 理。沉思屡日，乃召妇至，尽屏左右，谓妇曰：「吾知汝必冤，然不得汝夫致死之由，则汝冤终不可雪。今左右无人，吾蟠然老者，汝宜敛其羞涩，告我当日床第情形，冤或在是也。」妇仰视，见商温霁和蔼，且又高年，知非轻薄语，感激涕泣，强颜而对曰：「为雪冤故，不得不呈耻矣。」又嗫嚅良久，始呐呐日：「远客久鳏之人，归来未免急色儿，讵一着肌肤，祸即作矣。」语讫，红涨于颊，悲啼可怜。商沉思曰：「汝姑退。吾试思一为汝昭雪之法： 稳婆来，命汝若何即若何，毋羞缩也。」妇稽颡谢而退。商召稳婆至，令以铁枝作倒钩，纳猪脏中，作人势状；令 妇解挥卧，纳脏牝中，苟有异，即力拔而出之，毋令复退入。稳婆如教，亦不知其是何作用也。诅脏甫纳，一物突出，衔之，倒钩挂其颊，不得脱。大骇，急拔而出之。则修尾四足，黄毛茸茸然，其长乃达七寸许也，厥状类鼠。急以呈报。官升堂验之，妇冤始雪。」
或问商：「何以知其有此物？」商曰：「吾亦不知也，但再四思索，甲总无可死之法，而妇又状惨切而态幽静， 绝非能杀人者。况当死时，彼即号呼，邻里毕集，断不能伏人于室。计惟有此中有祟而已。」或曰：「此物名守贞，亦名血鳖，孀妇暮年，或老处子、老尼，皆间有之云。」
野史氏日：此事吾幼时即闻故老言之，且有一二村媪亦能言之者，然终不以为信也。及游上海，亡友顾云航亦为余言之，且谓曾见之于《洗冤录》。吾检之，则无有也。意者《洗冤录》各家所刻不同，引证各别，云航所见 者，非吾所检者软？云航渊博士，当不吾欺，自是稍信之，后阅桐城许叔平所著《里乘》载此条，爱采其大意，删润录之。然观其无姓氏，无地名，当亦由传闻而来者。至于必得商先生而始决此狱，则明是寓言矣。或者远年故 事，失于记载，由父老相传而来，中多失实欤？虽然，吾不知科学昌明之国，其专门之侦探名家，设遇此等奇案， 其侦探术之所施，亦及此方寸否也？一笑。
魏艳认为，两篇小说可建立起对比的基础在于「犯人非人」与「密室杀人」两点。与此同时，魏艳也指出，爱伦坡小说中的大猩猩「是可以被科学所证实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是中国志怪小说里面的守贞其实是虚构的」。换言之，魏艳作出的核心区分是《莫格街谋杀案》试图找到从一种客观存在以解释世界，《守贞》则满足于一种道德上必要的虚构，即将世界的谜团归结为一种道德困难。
魏艳对《莫格街谋杀案》的理解奠基于她对侦探的理解，在她看来「侦探的角色（是）作为解释现代科学的权威」。这并不是一个足够高明的理解。早在魏艳的研究出版前多年，陈晓兰便在《城市意象》中指出了侦探小说的关键是塑造了一个「可控的城市/世界」：「侦探小说向人们提供了解脱危机、焦虑、困境及认识和控制大都市的可能性。」。类似的，威廉斯讨论了侦探小说与城市间的另一重关系，即侦探将城市/世界「抽象化」的倾向。在陈晓兰与威廉斯之后，魏艳却往回倒行，重又提出了一种简单的「科学解释者」形象，这难以令人满意。
自然，亦可为魏艳辩护称其所谓「科学解释者」已内含了陈晓兰所谓的「可控性」问题：十八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城市（最早是伦敦，后来则是巴黎）的确提供了一种强烈的不可控感，这种不可控感平行于在城市中应用越发广泛的现代技术，两者都需要一个共同的解释者，即侦探小说中的侦探。也正是在这一解释的过程中，通过将世界还原为测谎仪、法医学与摄影术等等技术中的结果，侦探生产出了一个抽象的而非实在的城市。唯一的问题或许是，若是将分析推进到此，侦探也就不再是一个「科学解释者」，而是「世界解释者」，正如永远追求发展而毁灭了整个世界的浮士德，侦探解释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将物质转变为抽象。
在此回望《守贞》与《莫格街谋杀案》的关键分歧，可以发现，《守贞》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哥特小说的位置，即前普遍知识出现的时代。与哥特小说一样，《守贞》同样试图表达一种解释世界的愿景，但这种解释的落脚点是地方性知识（神话或道德系统中的怪物）。因此，一个现代读者很难察觉《守贞》的解释冲动，这不是因为它试图将案件归结于不存在的怪物，而是因为「解释」的概念本身已发生了变化（吴趼人在《守贞》末尾对西方侦探提出的挑战正是基于不同的「解释」概念，吴氏敏锐地意识到，西方侦探拒绝推理过程的道德化，而这种道德化是发现「守贞」的唯一办法）：当代的解释必须指向一种「抽象知识/普遍知识」，不若则会被当作一种普通的故事或叙事。
可以说，侦探小说的关键动力是用一种普遍知识取代地方性知识的尝试。《莫格街谋杀案》在巴黎街头的密室中发现了一种人类似乎无法制造出的残忍，爱伦坡拒绝将这一罪行归因于人类，这样可能破坏普遍知识（关于道德的认知）生成的可能性，因此罪犯只能是猩猩。同样，正因为罪犯是一只猩猩，爱伦坡的密室便成为了一个制造相遇的场所，侦探、水手与读者（没人任何人拥有罪行）得以摒除所有外部世界与因果，在此相遇，在最纯净的环境中交换彼此的经验。这一过程在《玛丽之死》中得到了更为抽象化的表达：在该案件中，杜宾从未前往现场，仅通过报纸（一种跨空间的知识传播媒介）的连载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从密室到报纸，侦探所处理的知识已开始超脱物质空间，文本外部的读者已进入文本之内，带来了一种外部读者、内部读者与客观世界的新构造。
正是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守贞》与《莫格街谋杀案》发展出的是同样的故事：它们试图通过死亡制造一般人（故事读者与故事中旁观者）与某一抽象世界的相遇，区别仅在于构造世界的要素不同，前者是道德世界，后者则是科学世界。中文系研究者或许并不介意将物质文本化的问题，从而只将两者的区别识别为「科学」与「非科学」，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无论是何种构造，侦探故事所制造出的都是去物质化的抽象世界（一种推理原则或科学信念会比名为「守贞」的怪物更真实吗），这一世界作为一种次生自然/世界存在，在人与真实世界间缓冲、中介。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包括 SF 系推理小说在内的新形式，它们在普遍知识的框架下重又引入了地方性知识，却同样在推理小说的系统内得到认可。
可这并不意味着《守贞》与《莫格街谋杀案》没有任何更为内在的区分。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我们将两者都当作一种解释世界的尝试或制造普遍知识的过程，两者所面对的世界复杂度是截然不同的。《守贞》要求将世界中所有未知的部分道德化，将一种不可能在人类知识内被解决的恐怖转化为道德知识，唯一掌握这类知识的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找到解除恐惧的钥匙，他人则被包含在他的经验中，在其一角沉默不语；《莫格街谋杀案》则要求将世界中所有无法掌握（而非未知）的部分抽象化，把无法为单个人类完整把握的物质事实转化为证据与逻辑的基本演绎，唯一掌握这一技术的是侦探，可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却分散在整个社会/城市的运作之中，侦探并不通过经验，而是通过靠近世界的其他部分（他者的经验）以完成解释。这正是一种最初步的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