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

具身体现：被感知的与被书写的

在郁达夫的作品阐释史上，「身体」是所有论者都无法忽视的一个面向，这一面向的重要性一方面直观地体现在小说内大量的身体描写中，另一方面却是由于作者在文本中生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性体验的独特身体，而种种理论皆可由此生发。但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在现有的郁达夫研究中，身体恰恰是无处不在，却又无处找寻：研究者看似关注了文本中的身体，实际上却仅将身体当作一种理论建构的工具，后现代、后殖民、现代性、民族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等理论堆积在这具身体之中，取消了身体本身的物质性与促动性，仿佛文本内的身体就是一个充斥着各式理论/隐喻的场地，而并不关涉着文本中主体或写作者的「具身体现」¹。
自然，我们无意否认理论对于理解文本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处理文本中的身体问题时，由于其缺乏直观的物质性，论者便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忽视其中的具身体现，从而放大理论的光晕。但我们仍需指出，现有研究中，身体的「缺席在场」²实际上意味着多数研究者并未真正理解身体的意涵，也并没有能完全挖掘出文本中身体的理论潜力。具体来说，论者多以福柯视角下社会建构论的身体作为研究出发点，通过讨论文本中不同的现代性表征，考察主体在现代性下的生成问题，从而进一步探讨「历史内化在文本中的无意识」³——换言之，身体在这一研究视角之下实际上是「历史的承载者」，身体之于历史或之于世界的作用在于伊格尔顿所说的「诠释」，绝非一种「行动」或是「实践」，这也就导致了被感知的身体与被书写的身体（或物质的身体与理论的身体）之间的分裂。
事实上，郁达夫小说中所提供的「身体」的特殊性正在于它的分裂性：一方面，其文本中的身体实际上是一个「感受的身体」，它不断挪用着作者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体体验，生成着作者对于自我的理想投射，也无时无刻不为诱惑、欲望、忧郁等等情绪所触动；另一方面，这具身体的诸多情绪却并没有因其「私人性」而变得独特，反而是成为了一具「极具理论潜力的身体」，一座可以发掘各种历史无意识的矿藏。在这种分裂性之下，实际暗藏着理论生长的可能：历史于文本中投射出的无意识必然需要通过历史中的真实身体来书写，因此对于文本，我们需要借助被感受的身体与被书写的身体进行两重解释，理顺历史-身体-文本之间的阐释循环。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尝试以文本为中心，借助文本的桥梁，弥合两具分裂的身体⁴，拯救那个失落的「生活世界」。

自身认同：被复显的与被抛出的

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小说甫一开篇便构筑了一种极不稳定的生存处境：「在沪上闲居了半年，因为失业的结果，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当然，这种生存处境的构成并不复杂，因为「闲居」「失业」「房租忽涨了价」「受了种种逼迫」，「我」便不得不迁往愈发狭小、破败的住所之中。到故事发生之时，「我」所居住的地方已经是「矮小得不堪」，屋顶也是「灰黑的」，连「升一升懒腰」都不大可能。
毋庸置疑，寓所频繁的迁移是一种现代体验，它一方面是现代经济系统对于那些「零余者」的示威，迫使他们进入经济系统内的律令；另一方面却也是一种世界的微缩图景——通过不断的迁徙，「我」不得不意识到，自己的「所在」并不能与栖居的空间发生确定的关联，「我」不再能够给予寓所一个「称号」，也不再能够与寓所「相识」，甚至必须容许「外间的住者要从我的房里出入」，「我」彻底失去了家园⁵。这一状况的进一步延展便是「我的器具都卖完了」，「我」不得不将一堆书与画架叠在一起，「白天当写字台，晚上当床睡」，从而在家园沦丧后，进一步失去了身体栖居的狭小空间的稳定性。
正是这样一种边际情景⁶将我们「推至自身生存的边界，迫使我们意识到人的世界是不确定也不稳定的」⁷，于是卢卡奇所描述的那个确定的家园消失了，留下的则是昆德拉试图勾勒的，堂吉诃德走出家门时所面临的那个「可怕的模糊」的世界⁸。不过问题或许正在于，郁达夫笔下的「我」显然缺乏堂吉诃德一般追寻「一堆互为对立的真理」的能力，处于不确定世界中的「我」遭遇的是意义的丧失，面对那些「外国书……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进去」，「我」不再信任外部世界的意义了，反而是「用了想像在书的上一行与下一行中间的空白里，填些奇异的模型进去」，试图在外来意义的缝隙中寻找着自己。
不幸的是，在外来意义的缝隙中寻找自己必将遭遇失败：「我」既已知道这些找寻是一种「不近人情的幻想」，便不会从根本上信任这一找寻的结果，更何况这样的找寻并不能缓解身体所遭遇的漂泊不定，其精神意义再完备，也将被身体的切实感受所动摇甚至摧毁。在此状况之下，「我」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死亡。只有通过死亡⁹，「我」才能通过放弃生存或「作为人的生存」避免处于意义的深渊之中。
可「我」终究是「没有勇气」迎来死亡，也并不愿意放弃主体性（人性）成为「黄狗」，而这也就说明了「我」现存的处境相较死亡¹⁰仍旧保存了一些确定性，并且将以极快的速度提供给那个在世界缝隙中寻找自己的「我」以避免死亡的发生。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那具疾病密布的身体：「我那时候的身体因为失眠与营养不良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成了病的状态了。况且又因为我的唯一的财产的一件棉袍子已经破得不堪……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缩了。」
在《中国现代审美主体的创生》一文中，吴晓东指出，郁达夫的小说内，「疾病就是人物的命运，是人物的生存形态」。不过问题或许正在于，为何疾病能够成为人物的一种「生存形态」，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隐喻或是一种简单的「身体状态」，换言之，疾病是如何「使作品中的人物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身体性的存在 」¹¹，从而使得身体成为人物主体性建构近乎唯一的来源¹²？答案仍旧在文本之中：
在描述了自己身体的病症后，「我」紧接着便描述了一个身体的反应：「在这样状态下的我，听了她这一问，如何能够不红起脸来呢？」在这里，「红起脸」虽绝非一项医学上的病症，但却与疾病一样，被视为身体的一种异常状态。如莱德所说，我们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潜隐的，知觉器官往往「置身于被领会的东西中间，保持在缺席或无用的状态」¹³，如果不经过医学的专业训练，那些日常生活中的肉身背景便很容易隐没于更广阔的生命体验之中。不难理解，对于「我」这样一个以写作、翻译为主要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肉身缺席」是再常见不过的状态。而身体的复现（reappear）则有赖于那些诸如疼痛、疾病或是窘迫¹⁴的异常状态。正是那个「红起脸」使「我」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将文本倒转，认为就是那个「红起脸」使「我」展开了上文中整段关于身体的反思。
事实上，这一反思的力量可谓是惊人的。从「红起脸」生发出的一整段反思最终落在了「不如常人」与「非常萎缩」上，换言之，「我」清晰地意识到疾病并非一种简单的身体状态，「破得不堪的棉袍子」¹⁵也并不仅是「贫困」的象征，而是生物意义与社会意义上的双重偏离¹⁶。这种偏离一方面使「我」与社会世界相梳理，将「我」重新抛入了属于自己身体的有限世界中¹⁷，最终提供了主体性建构中唯一的「确定性」，即「自身」的存在；另一方面却也激起了「我」回归「正常」的欲望。两种影响的交错影响之下，「我」几乎是不得不向读者证实，「我」是如此迫切地期待着拯救：「若说我完全什么事情也不去找什么事情也不曾干。却是假的……当她第一次同我讲话的时候，这样的译稿已经发出了三四次了。」

精神病征：被治疗的与被发明的

对于郁达夫小说中的「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早有论者将之放置于由日本舶来的西方现代性思潮之下进行观察¹⁸，通过连接其与郁达夫小说中的「颓废美学」「灵肉问题」，突出其建构性与作为某种现代性隐喻的功能，并认为其构成了中国现代自我的某种「新的态度」¹⁹。这些论述十分敏锐地把握了郁达夫小说中精神疾病的建构性质，但或许是由于文章主题的限制，仅将其小说中的精神疾病建构与宏大的精神分析式的问题相连接，未能充分说明这一建构的具身性。
事实上，与其将郁达夫所「发明」的精神疾病当作一种审美维度的主题生成工具，毋宁说精神疾病暗示的是一套完整的现代性制度安排对人的「处置」技术。作为一个「零余者」的「我」并非浪漫主义式的英雄，更不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尽管他一样承担着现代性的重压），「我」之零余不过是因为「我」无法融入现代性的系统之中（「闲居」「失业」「旷恐症」），而这种被现代所遗忘的精神体验又反过来强化了「我」的精神疾病，从而达成了一种疾病与（现代性）生活体验之间的建构循环。
身处这一建构循环中的「我」不可不谓是进退两难：疾病既已唤回了「我」的主体性，「我」便难以接受作为绝对虚无的死亡，可是每当「我」尝试自我拯救，回归正常，却总会发现自己的病体在从中作梗：那个试图以「发出三四次投稿」解决经济问题的「我」不久便遭遇了天气的变迁，「我」所居住的「黑暗的小房里的腐浊的空气……蒸得人头昏欲晕」，最终导致了「几乎使我变成半狂的精神衰弱的重症」，消解了脑力劳动的可能。
与一般人所设想的情况截然不同，「我」的颓废并非因为「我」拒绝行动与改变，相反，恰恰因为那个始终处于边缘情景中的「我」过于期待行动与改变，却又总是遭受挫折，颓废便成了「我」行动的基调²⁰。这种行动与颓废之间的悖论集中体现在「我」面对精神衰弱的态度上：一方面，「我」几乎是以自己强大的行动能力，通过将身体当作一项「规划」，如维修机器一般逐渐改善其「运转」，换来了整个故事中少见的「成功时刻」；可另一方面，「我」对行动的叙述去并没有行动本身看上去那样理性与果断，在所有自我拯救的尝试中，「我」都会加上诸如「似乎」「稍」「也不很」「微」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前缀，仿佛希望将行动及其可能的失败都抛到主体之外²¹。
不妨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一项关于现代社会的重要隐喻：世界的不确定性于「我」的直观感受是「无力」，也就是「无法控制」，在这一情形下，身体成了「我」能够施加影响的最后的「原材料」²²，「我」也就通过愈发复杂的身体规划技术（医学知识），干预、治疗、控制着「我」的身体，以筑造意义的基础。不过问题正在于，世界的不确定性并不因「我」对身体的控制加强而得到改变，「我」获得的仅仅是一种「自我感」与「意义感」²³，倘若被「我」所控制的身体并不能与外界进行有效的互动，那么「我」对身体的理性控制便会在身体与世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被解构，而这也就构成了颓废与行动的悖论。
不幸的是，小说中的「我」所拥有的却是一具「偏离正常」的病体。「我」在春风沉醉的夜里所作的种种漫步虽然一定程度缓解了「我」的神经衰弱，但对「我」的命运却并不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如此，尽管「我」实际面对着的是K一般的处境²⁴，决定命运的仅仅是不可捉摸的「中了编辑先生的意」，但「我」又如何不把那份成功（「我囊里正是将空的时候，有了这五圆钱」）与自己的行动相关联，以证明自我救赎的成功呢？
可这份自我证明注定无法长久，在拿到汇票的第二天午后，依旧穿着「破棉袍子」的「我」在「阳和的春日晒着的这日中」阔步行走，「忽而觉得身上就淋出了许多汗来」，「与前后左右的和节季同时进行的我的同类一比」，不免「自惭形秽」。在这条街道上，那个经历了「成功」，自以为已在相当程度上治愈了自己的「我」，遭受到了自己身体的质疑：那些忽然出现的汗水在不断提醒他，他的身体的一部分（作为身体延展的「服饰」）甚至他的「本身」，都仍处于偏离之中，也就仍未脱离疾病的阴影。
这一现实对于「我」的直接冲击便体现在「我一时竟忘了几日后不得不付的房金，忘了囊中本来将尽的些微的积聚，便慢慢的走上了闸路的估衣铺去」，欲图通过更换部分身体的方式来缓解身体的偏离/病征，从而得以走入人群，走入那个现代社会，去「看看街上来往的汽车人力车，车中坐着的华美的少年男女，和马路两边的绸缎铺金银铺窗里的丰丽的陈设，听听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杂的人声，脚步声，车铃声」。
可是听和看毕竟仅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在「我」试图真正参与到现代性的安排中，「和我的同胞一样的欢歌欣舞起来」时，「我」几乎是猛然意识到，「我」必须通过「忘记我自家的存在」才可能融入进「我的同胞」之中，换言之，「我」的疾病绝非更换衣物或是清洗身体可以缓解，「我」的疾病并非附着于身体之上，而就是「身体」本身。于是「我的涅磐幻境……被一阵铃声惊破了……我的面前正冲来了一乘无轨电车」，上面的人怒目的大声骂「我」为「猪头三」与「黄狗」。而「我」则因为「不知是从何处发出来的感情，忽而竟禁不住哈哈哈哈的笑了几声，等得四面的人注视我的时候，我才红了脸慢慢的走向了闸路里去」。

性别倒错：被诱惑的与被询唤的

在进入公共生活的幻想被那阵铃声惊破之后，「我」虽然仍旧买了新的衣服，清洗了自己的身体，但已失去了此前的自信，不再妄想进入喧哗的众生之中，于是曾经繁华的市井也就成了「来往行人稀少的街道」，而退回私人生活中的「我」也就想到了「二妹送我的面包香蕉」，最后将那「横竖不够用」的钱用去「买了一块钱巧格力香蕉糖鸡蛋糕等杂食」，徒步走回屋中，等待着与二妹一起分享这些食物。
事实上，「我」与二妹的关系的变化总是关涉着「食物」这一主题。考虑到食物本身强烈的「生存」意涵，不妨认为，「食物」的分享正是一种主体间的身体-权力交换活动，在这场交换中，主动分享食物的人将在两人中建立起一种隐形的「权力关系」，其中分享者总是占据着话语上的主动权²⁵，从而可以在交谈之中确证自己的主体性。在此视角之下，「我」与二妹前后进行的两次食物分享便可以看作双方主体性的一种确认机制，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两人间权力关系转变的重要契机。
第一次食物分享发生在「春光快要老透」的时节里，彼时仍旧被我称为「间壁的同住者」的二妹忽然送了「我」一袋葡萄浆的面包，还邀请「我」到她房中去吃香蕉，「好像已经信用我是一个忠厚的人的样子」。由于香蕉是二妹分与「我」吃的，她于是可以放松地「在床上坐下」，一边吃持续主动地发问，可以将「我」误认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并借此获得共情与自我抚慰，甚至可以在「我」向她发问的过程中突然扭转话题，将原本属于她的身体困境（工厂管理员对她的骚扰）转化到「我」的身上（吸烟影响健康）²⁶。而「我」却只能「把手里捏着的半个吃剩的香蕉咬了几口」，「看看她那一种切齿怨恨的样子，不愿意再说下去」。
相对的，在由「我」发起的第二次食物分享中，「我」不仅主导了对话的过程，不断以肯定的「祈使」的语气进行提问（有的问题甚至就以句号结尾），还拥有了「可怜她」的权力，看着她的眼泪，宛如对待小孩一般「把糖食包打开，请她吃了几颗」。不仅如此，「我」的身体在也这次对话中脱去了污名，使她「信用了我」。相反，二妹在这里完全失去了分享香蕉时的肯定姿态，只能「断断续续」地向我提问（「我……我……早想问你了……」），对于「我」抽烟一事，言说的重心也从「我真恨死它（N工厂的烟）在这里」转变成了「你岂不可省几个铜子」——作为主体的二妹最终消失了，「我」的主体逐渐生成²⁷与「我」与二妹之间，从而「我」在全文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感受到了对她的「欲望」。
有鉴于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春风沉醉的晚上》在郁达夫的整个作品序列中的特殊性正在于，其中的女性绝非纯粹欲望投射的客体²⁸，而恰恰是一个在现代工业的规训之下「去性别化/去身体化」了的角色²⁹。那贯穿全文的「圆形灰白的面貌」与「半截纤细的女人的身体」并不体现为一种诱惑，反而构成了一种现代生产体系对「我」的询唤——她的所有身体部位「好像都是表明她是可怜的特征」，而所谓的「可怜」则意味着工业生产给她的身体留下的印迹。相比之下，「我」的病体反倒是没有什么特殊性：由于疾病，「我」的身体从根本上回绝了影响、控制外部世界的可能，于是无论是「我」的性格还是「我」的行动，都极富「阴柔」的性质，整体上退缩到了「女性化」的私人空间之中。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生产活动中固有的「男人性」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小说中，「我」与二妹的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倒错³⁰，从而拒绝了两人间的欲望生产。但「我」分享食物与二妹这一行动却破坏了上述平衡：「我」对二妹的的关怀以目中泪水与颊上红晕的形式激活了她的身体性别；与此同时，分享食物使「我」第一次取得了一种支配的地位，从而部分地拥有了以「支配」为核心的男性的社会性别³¹。不可否认，男性的社会性别对「我」的主体建构来说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但这一性别是如此的不稳固，「我」于是迫切地希望将之稳定下来，由此便自然地对那个暂时复现的「女性身体」生发出了欲望，期求在她之上寻找到男性身体的确证，解决「我」与二妹之间性别倒错的紧张。
不过这一愿望最终落空了。故事中的「我」朝着自己高声呼喊到：「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毒杀了么？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这声高呼便暗示着，「我」已然意识到，作为一个「男性」的自己是绝不可能成立的：那个被现代经济系统抛弃了的「我」，那个「一双弱腕」甚至「吃不下一部黄包车的重力」的「我」，并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男性（Man），而这也就解构了方才建立起的支配感受与解决方案，从而结束了欲望的生产。

启蒙辩证：被放逐的与被规训的

在「我」与二妹的相处之中，即便抛开「我」在那个瞬间忧虑重重的内心，一种理想化的关系模式也注定不能实现。归根结底，无论是父女还是夫妻，二妹在寻求的都是一个「男性」的角色，而在二妹的内心图示之中，与「我」的形象重叠的或许恰恰是那个「她却从来还没有说及过」的母亲。
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与二妹的身份的多重性，那么便不难理解，上述关于性别的故事能够很自然的被转换成一个知识分子与工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故事³²。不过正如「我」与二妹之间的性别倒错所暗示的那样，在将这一文本理解成一个启蒙的故事后，我们将发现一种极为特殊的启蒙状态：在这一状态中，启蒙的声音并不是鲁迅式的铿锵有力的男声，而是柔弱得近乎女声；同样，启蒙角色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诸如启蒙/被启蒙、支配/服从或理论构想/实际践行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构成了一种交互的「启蒙辩证法」。
在这一故事中，传统上处于被启蒙位置的工人，也即二妹，其身体恒久地处于被规训的状态之中，但她在生产上却是能动的，也因此得以介入现代社会；而在传统上处于启蒙地位的「我」，却只是看似拥有了自由，实际上全然缺乏与世界互动的能力。正是这种直观的生产能力的差距使得「我」的启蒙不再值得信任，甚至作为一种动作的启蒙本身都难以被完成：在「我」以「社会主义」的视角追问她的生存境况（「扣多少钱」「饭钱多少」）时，「我」突然遭遇了被启蒙者的诘难/反启蒙，二妹通过「劝我不吃烟」消解了「我」及「我的主义」的神圣性，甚至可说是瞬间颠倒了「我」与她之间的启蒙的权力关系，一举将「我」对她的启蒙转化为她对「我」的启蒙。而这一倒转的力量来源，不过是她与「我」分享的一袋香蕉³³。
事实上，无论启蒙是单向的还是相互的，「我」与她之间的启蒙都毫无疑问的失败了。在小说邻近结尾处，「我」答应了不要抽烟，却未必能践行；而「我」试图向二妹揭示的「社会主义路线」却也总是被她的眼泪所打断，最后仅仅成为了「我」对于工人的一种猎奇式的调查了解。正如她并不清楚「我」所做的工作是什么³⁴，「我」也以为她的眼泪是「是作工作得倦了，故而动了伤感」，甚至还温情脉脉地「催促她」快去睡觉，因为「明天还要上工去的」——在「我」与二妹之间的启蒙辩证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工人+知识分子的革命路线的失败。在这一路线的原初设计中，知识分子应当通过自己的理论建构「剥削」工人的生命体验与经济资本，最终建立起一种近乎支配的态势，在此之下完成对于工人的启蒙³⁵。但在小说之中，不拥有经济生产能力的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经济自足的能力（也即有效控制自己身体并影响外部世界的能力），只不断陈述着宏大的梦想，却并不真的了解工人的生活世界与身心体验；而身体被制度异化、规训了的工人也失去了听懂、追寻宏大目标的能力，其视野被恒久地锁定在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
这一失败更深层的含义在于：如果知识分子与工人在启蒙的道路上都无法走到最后，那么必然有一个男性的、父亲的形象将会牵扯他们，用力量支配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完成对于他们的启蒙。在这一启蒙路线中，「娜拉的出走」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娜拉出走」的意义恰恰是来自于出走后的娜拉几乎必然地接受社会对于她的身体规训，从而将自己转入一种「去性别化」的状态之中，阻断「男性特质」的自我确证，推动「男性主体」（同时也是「革命主体」）朝宏大叙事之中寻求主体建构的可能³⁶——换言之，正是「我」与二妹主体性建构的失败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革命主体³⁷，让他来填补「我们」主体建构的空缺。不难理解，这一路线中天然存在着「不平衡」，那个同时在身体与知识上进行双重支配的「革命主体」过于强大，「柔弱」的知识分子与「愚昧」的工人都无法对抗这一主体，支配性的主体因此陷入了欲望的贫乏之中，只能通过战争来完成自我维持。可是战争甫一结束，它便不得不陷入空虚，不得不通过不断的自我复制、膨胀、生产、革命来制造值得对抗的「客体」，最终维系主体的生产，而这也就超越了「我」所身处的时空，迈向了「后革命」时代的图景。
不过颇值得玩味的是，「我」在文本中最后并没有选择归顺于那个强大的革命主体³⁸，反而是选择了自我放逐：在小说的结尾处，「我」压抑了对于她的欲望，但「我」的主体建构不能就此放弃，于是「我」必然需要在其他方面寻找主体建构的可能性——毋庸质疑，「我」所希望的仍旧是一种「启蒙」，只有在对他人的「启蒙」之中，「我」的病体才能够消逝，一个新的主体才可能完全生成。可是「我静静儿的想了许多事情」，随着便在这想中发现了自己其实并没有启蒙的资格：「我」缺少经济自足的能力，也无法进入经济系统进行生产，自杀或许也可以构成一种独特的启蒙动力，可「我」也并没有勇气，最后迎来的只能是作为「黄狗」的状态。思及此处，「我」已几乎完全放弃了主体建构的可能性，最终「站了起来，换上了白天那件破棉袍子」，「吹熄了蜡烛」，在街道上漫步，看着那个已经死亡的蕴藏着「无限哀愁」的身体：「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